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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八十年代初，陕西出现了一批中青年作家，纷纷冲出了潼关。文坛历来是竞争之地，翻翻覆覆，沉沉浮浮。在这几年里，陕西的作家质量如何，发展和前景又如何，省内国内评说不一。我以为，除过“洛阳纸贵”的北京外，论单打，比不上天津、上海、四川、江西、贵州、宁夏、河南，论团体，又比不上湖南、山西、南京。究其原因，是不是有三？
一、地域差别
陕西为周至明十三个王朝建都之地。北有黄河，中有渭河，南有汉江，山川河流结聚精光灵气，以此产生过辉煌的汉唐文化，但过则不及，盛唐之后，一种保守的、妄自尊大的惰性滋生繁衍，以此浸蚀于民风世俗，故唐后各朝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皆趋于萎靡，自然文化艺术也不可幸免（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汉代文化的力和气度比雍容华贵的盛唐文化更令人推崇和向往）。都城东迁和北移之后，这里渐渐归于偏僻。当置身在碑林博物馆的那些六骏石雕面前，不禁会得出古人崇仰志在千里的良骏，今人却只看重负载忍劳的秦川孺牛，便喟然长叹。历史衍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社会是信息的社会，而陕西地处西北，为东潼关、南武关、西散关、北锁关所限，性格由开放型变为封闭型，自然是赶不到时代潮流的前头。
二、生活差别
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。这是最古老而又最时髦的口号。每一个作家没有不遵循的，尤其是陕西的作家。陕西的作家不乏有写工写兵、写知识分子为终生题材的，但绝大部分是写农村。纵观这些作家的出身、经历，本身就是农民，或家庭成员就是农民。对于农村生活之熟悉，大大超越外地作家。但是产生的作品却落后于人，这恐怕是如何生活的问题了。正因为如第一条所指，有了地域的差别，使一些作家感到了紧迫和慌恐，而放弃了自己生活的根据地，沦于文学上的流寇，而流寇政策的教训又使一些作家退守于原地的圈子里。写农村而目注于一村一镇，写农民混同于农民，便又导致了就事论事的桎梏里。出身于农民可以是农民作家，但不可以是作家的农民，也即农民意识的作家。
三、素养差别
陕西作家的成分，正是由于大都出身农民，或从农民跃身为农村基层干部、区县文化馆干部。这有先天性的长处，亦同时有了先天性的不足。很多年来，似乎有一种观点，认为作家不是大学可以培养的，这话有其道理，但若以此走入极端，轻视艺术素养的专门训练则又误人误事。国人文化水准的提高，城乡青年普遍受到高中教育，在某种意义上讲，文学不再仅仅是普及性的了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生活却决不等于艺术。写什么的问题固然十分重要，怎么写的问题也同样要十分重视。因而，陕西的作家初发势勐，过后劲则不足，往往在突破之时陷于困境。
如若上面三点能成立，我们应该按“面对着永恒或没有永恒的局面”的说法，我便要具体针对王蓬的创作再发一点妄论。
陕西为三块地形组成，北是陕北黄土高原，中是关中八百里秦川，南是陕南群山众岭。大凡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形成，虽是时代、社会的产物，其风格、流源又必受地理环境所影响。陕北，山原为黄土堆积，大块结构，起伏连绵，给人以粗犷、古拙之感觉。这一点，单从山川河流所致而产生的风土人情，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来看，陕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缓悠远。相反，陕南山岭拔地而起，湾湾有奇崖，崖崖有清流，春夏秋冬之分明，朝夕阴晴之变化，使其山歌便忽起忽落，委婉幻变。而关中呢，一马平川，褐黄凝重，地间划一的渭河，亘于天边的地平线，其产生的秦腔必是慷慨激昂之律了。于是，势必产生了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特色，以陈忠实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特色，以王蓬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特色。这三位作家之所以其特色显着于文坛，这种地理文赋需要深入研究。是不是可以说，陕西的作家不能形成统一流派，是有这个原因的？这也是不是陕西作家阵容不整齐的一个表面现象？历来的文坛，作家在做人上应团结亲爱，是好友，在事业上应争先恐后，是情敌。而陕西的作家最具备这种条件。论其优秀作家，自古中外只能比较其特色，而不能判之高下，只能划为爱与不爱，不能妄断其良劣。但目前陕西的作家，皆处于未成熟阶段，极需要解决的则是不能自己局限自己。立足于自己的地域，而知其长处优胜，晓其短处不足，兼收并蓄。也正于此，我觉得研究王蓬的创作，就更有其意义了。
王蓬原籍西安。也便是说，他在关中地面上诞生和度过了童年。因社会的原因，家庭的遭遇，他来到了陕南。在陕南他不是个匆匆的过客，而是一呆几十年的耕作农民。关中是黄土沉淀，壅积为源，属黄河流域。陕南是青山秀水，属长江流域。他因此具备了关中黄土的淳厚、朴拙和陕南山水的清奇、钟秀。而几十年的社会、家庭、爱情、个人命运的反反复复，曲曲折折，风风雨雨，使他沉于社会的最基层，痛感于农民的喜、怒、哀、乐。这就是说，他首先是一个农民，一个不得志的农民，而后才是一位作家。作为作家的这一种生活的体验，无疑更是
